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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界之怪现象

[ 来源: | 作者: | 时间:2007-12-23 15:35:31] 关注度： 热门标签:


第二，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这项政策与可行的替代政策（alternative）相比较，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一些哗众取宠的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相容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蛊惑人心，对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害无益。 第三，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讲事实，摆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而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用个案推出一般结论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 第四，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实现多赢，使全体民众和整个社会受益，而不是向后看，纠缠于历史旧账。

姑且不论张维迎的看法是否正确，张维迎如此大张旗鼓地来谈一个学者本应具有的常识或者说基本素养，本身就映射出理性思考的严重缺失。事实上，张维迎在自己尚且并不“风光”的时候就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早在1996年，他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所有制，治理结构和委托代理关系》中就专列了一节，批判崔之元博士：崔之元是一位非常博学的学者，但当他在不同学科之间天马行空般地穿梭时，他似乎忽视了理论研究应该遵守的基本逻辑推理。事实上，他常常是用文献或事实引证代替逻辑推理……崔之元常常从一个案例就引申出一套理论，动辄说某某理论出现危机了。他对河南省南街村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推崇就说明了这一点。你当然可以找出一位没有双手靠脚趾画画成名的人，但你怎么能由此就说所有想成为画家的人都应该把手剁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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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达到理性思维的边界之前，就呼吁直觉的意义或者“有限理性”。如果关心社会事务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我们坚信当代知识分子还保留着某种治世情结，那么这种假设就是完全合理的）都无法进行理性思维，那么，社会的前途和未来无异于掌握在赌徒手中。尽管理性是有限的，但是“有限”本身也是有限的。

经济学家在论争的过程中不讲逻辑的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以意识形态的高度来打压/攻讦异见者。最近的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原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发表的一系列关于西方经济学和改革的言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何伟老师撰文指出：“真正理智的经济学家，不是靠打棍子、戴帽子，煽动情绪，表示愤怒；而是靠摆事实、讲道理，以机理分析来服人。马克思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恩格斯也指出：“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 外行评定内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思潮的研究者丁学良在2005年时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语惊天下—问：您觉得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丁学良：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经理人俱乐部

不过，随后丁学良就不得不做出“让步”，缩小打击面，“这个讲法并不包括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另外，这个讲法也不包括现在海外最好的或比较好的大学经济系里任教、目前暂时回到国内兼职的教授。”

对丁学良的批评也不绝于耳，不过，更多的则是媒体的新一轮炒作。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就对此进行了不客气的批评：“评定经济学家或优秀经济学家或大经济学家，是以他们的学术成果、由经济学同行认定的，而绝不是靠什么民意调查；更不是一个另外专业的学者可以指手画脚的。”“经济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隔行如隔山，不懂经济学的人应尊重经济学家，正如尊重科学家、作家一样，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对丁学良的批评，也有人较真。“丁学良在批评中国经济学家的同时，他自己也应该深入地、严肃地自我批评，因为他没有对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的情况做任何深入调查，就随意地下定结论，不仅在社会上对中国的经济学家形象造成很坏的影响，而且把社会舆论从中国未来改革需要真正关注的矛盾引导到关于中国经济学家可信度、为哪个利益集团代言等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上。”这个批评者是在查阅了《美国经济评论》（AER）、《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等知名杂志的数据库之后得出上述结论的。该作者的结论显示，依照丁学良的标准，林毅夫、海闻、王一江、邹恒甫、赵耀辉、霍德明等教授均是合格的经济学家。 经理人俱乐部

也许作为行内人，最近风风火火的邹恒甫研究员的“痴人妄语”或许更能够说明国内经济学家的现状：“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屁股与脑袋屁股决定脑袋，看起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对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个最“致命”的“攻讦”正是“经济学家先富起来”。有文曰“经济学家江湖里大款多而大侠少”。作者不无愤激并以“回头是岸，立地成佛”的口吻写道：“靠出卖良知，靠伪经济学说，靠说假话，靠出卖公众利益乃至国家的利益，虽然得逞于一时，辉煌于一时，但最终声名狼藉。”

关于经济学家们的“赢利模式”和收入来源主要有：◎ 讲课费：一流经济学家2小时1万，二流经济学家5000元；◎ 咨询费：在各地方政府、各企业担任着顾问，按月固定获得收益；◎ 项目费：帮助企业或政府做一些资本运作的项目，一般都是根据标的来提成的；◎ 稿费：给报纸杂志投稿或写书，一个普通的分析师出一本书的收入就高达六位数，更不要说我们的大腕们了；◎ 为利益集团服务：一个独董收入在2万～20万元不等。

尽管这些分析的某些数字值得怀疑（也许更多，当然也可能更少），不过，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的确看到诸多经济学家像明星“走穴”一样出席各种由企业主办的论坛，并且发表许多“受欢迎”和赢得“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的言论。 http://www.manager8.com

最受争议的是经济学家充当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从独立董事的职能设计和国际惯例来看，聘请管理专家担任独立董事更为合适。“经济学家可能为企业领导提供关于宏观环境和走势的富有意义的分析和指导”，但是一般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对一家具体的企业的运营说出有意义的建设性意见。“他们离我们的企业实际太远。”一位企业家在接受《管理学家》采访时表示。因此，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就是，经济学家出任独立董事时所获得的报酬不是自己的知识、见解或者创意，而是自己的“名声（名望）”以及可能存在的与政府的关系。独立董事成为花瓶的种种现实也为此做了注脚。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的确是，经济学家与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密。在中国社会，由于市场经济制度仍待完善，权力仍然在市场准入、融资以及其他许可证颁发方面占有重要的位置。一位企业创始人曾经赤裸裸地向记者表示，“他们说了，20万，许可证拿走！” “新闻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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