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谈到,改革开放之初,有人认为个体私营经济不光彩。1983年8月30日,胡耀邦、万里、习仲勋和王震等领导人特意在中南海接见300多名全国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先进代表,胡耀邦即席发表《怎样划分光彩何不光彩》的讲话。胡耀邦说,从事个体劳动同样是光荣的,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彩豪迈的事业。凡是辛勤劳动,为人民做出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好逸恶劳不光彩,违反劳动纪律不光彩。胡耀邦鼓励个体、私营老板们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
当时,在大连的个体照相户姜维从广播中听到胡耀邦的讲话,一下子懵了。因为他在大街上搞个体照相,经常受到人们的白眼和管理部门的欺负。“那种感觉一辈子都不能忘,”姜维说,“昨天还说我们扰乱市容,今天总书记说我们是光彩的,一下子有了做人的尊严。”第二天一大早,他生意也不做了,买了一份刊登胡耀邦讲话的报纸,和一帮个体户哥们儿仔细看。整整一个早上,一边念一遍哭。 职业经理人俱乐部
这就是“光彩”二字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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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4年2月底3月初,国务院召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部署“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求在20世纪最后7年内,解决全国8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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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副主席胡德平等负责人在北京国谊宾馆召集参加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的10位民营企业家常委开会,讨论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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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好等10位企业家纷纷表态支持扶贫计划,打算发起全国民营企业家参与扶贫。参加会议的周晋峰提议,将扶贫行动命名为“光彩事业”。周晋峰当年32岁,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回国创办北京中西电子工程技术开发公司。周晋峰说,“光彩”二字缘起于胡耀邦的讲话,叫光彩事业,就是要突出民营经济,标明正身,认认真真地做好,让社会不再误解民营经济。经过一番争论,这个提议最终得到与会者支持。 经理人俱乐部
23日下午,在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闭幕式上,周晋峰代表10位民营企业家宣读了《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的倡议书,立即赢得一片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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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周晋峰就在自己的公司设立了全国光彩事业联络处,开始办《光彩简报》。他还向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扶贫办提出建议,发动民营企业在北京郊区开展“造血”扶贫。但是,很多民营企业都躲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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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另一位朋友,当时担任《中华工商时报》理论部主任的孟祥林解释说,当时不少民营企业家经历了1989年到1991年的折腾,还是心存一个“怕”字,宁愿低调行事,不出头。
周晋峰说,前几年,民营企业到一些地方投资,人家不但不买账,还要严格审查你呢。以光彩事业的名义搞扶贫开发,理直气壮,既能为社会做好事,也能扩大企业的影响和资源。他把这个道理写到《光彩简报》上,力图说服更多的人,鼓励民营企业家不怕“左”的压力,从心理上走出低谷。
李瑞环说话了,他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正管这一片。他说,以扶贫为主体的光彩事业,是一个很好的倡议,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活动。 http://www.manager8.com
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王兆国也出面助阵,他说要把光彩事业办大办好,办出声势,办出成效。
1995年10月25日,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在京成立。会长王兆国,胡德平任法人代表、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的主要负责人刘延东、梁金泉、张绪武、谢伯阳等人任副会长,刘永好也出任副会长。周晋峰说:“这个规格有利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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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省市也先后成立各地的光彩事业促进会,并且把光彩事业的网络一直推进到各县。 经理人俱乐部
光彩事业的特点和宗旨,是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主体,包括台港澳侨工商界人士,与老、少、边、穷地区共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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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投资不同的是,光彩事业是通过民间渠道,用市场方式把贫困地区的资源与民营企业的资源结合起来,实现合理配置。光彩事业的理念是“互利互惠,义利兼得”,原则是“自觉自愿,量力而行。”
“光彩1号工程”是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在西昌建成的一家饲料企业。随后,他相继在贵州、江西、河南、山东等地的老少边穷地区建立了23家光彩事业扶贫工厂。 经理人俱乐部
河北亨豪集团总裁张江平,在河北省围场县坝上的“北大荒”,开垦万亩荒滩,帮助7000多个农民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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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神奇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芝庭,投资2800多万元,开发扶贫项目20多个,帮助贵州山区农民发展黑山羊养殖和金银花种植。 经理人俱乐部
福建港兴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命兴,成立光彩事业集团公司,先后收购3家濒临破产的企业,安置当地劳动力400多人。
10位发起倡议的企业家率先垂范,拉开了光彩的序幕。 http://www.manager8.com
孟祥林说,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经常组团到贫困地区考察投资,一般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或者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带队,当地都是一把手接待,拿出最好的投资项目和政策。“这是单个企业投资没法比的”,孟祥林说。借此,企业也获得了不少宝贵的资源,发展壮大。
光彩事业的“精神领袖”胡德平对民营企业家不遗余力的支持和保护,也是光彩事业能够团结大批民营企业的重要因素。这里讲一个被判死缓的民营企业家最后无罪开释的故事。
这位企业家叫涂景新。1993年,涂景新把自己的公司戴上“红帽子”,挂靠在海南一家国有公司——海南机设公司门下。涂景新的公司后来越做越大。1999年,他想把公司从国企门下脱钩,结果被国企告上法庭。最后,涂景新以侵吞国有资产罪被判死缓。胡德平得知情况,专程去海南调研,并与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反复讨论此事。胡德平说,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民营企业家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不得不戴上“红帽子”——挂靠在机关或国企门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产权清晰”无法回避,私营企业要求变更注册登记,摘掉“红帽子”,是必然趋势。2006年,在胡德平努力之下,被关押了7年的涂景新终审被判无罪释放。胡德平说,涂景新的“红帽子”案,是工商联维权的一个成功案例,使有关方面对“红帽子”企业的产权界定与处理,有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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